历史长河漫漫，求学之路漫漫，出国留学，回报祖国的留学生数不胜数，他们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为了国家的崛起而读书，为了中国的发展而奋斗。
（左：陈寅恪；右：季羡林）
清华三巨头之一，国学大师，通八种语言。与以上两位革命家不同，1910年，学霸级人物陈寅恪自费到柏林洪堡大学留学专注于学术，一战爆发后回国。1921年得到资助的他又来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宣统二年（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回国。
蔡元培
蔡元培先生，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曾任北大校长，1907年5月，在驻德公使的帮助下，来到德国，进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等。这在德国学习的4年，使他真正学贯中西。蔡元培对近代与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是：
一、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
二、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三、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他不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等等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林语堂
著名学者、作家（《京华烟云》等）。1919年入哈佛大学，后因经济问题转学德国，先在耶拿大学攻读，后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林语堂（1895年-1976年），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和发明家。1895年出生于福建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为教会牧师。1912年林语堂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并在《语丝》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论士气与思想界之关系》。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杂文，并研究语言。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出版《大荒集》。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3月26日，去世于香港，四月移灵台北，长眠于故居后园中，享年八十二岁。
季羡林
北大著名教授，语言学大师季羡林。在德国的经历估计是记载最为详尽的。大师本人写过一本《留德十年》，对自己自1935年到1946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经历有详细的记载，是朱老总的校友。1946年，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系主任职任至198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李国豪
李国豪，著名桥梁工程与力学专家，1936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土木系，1938年至1945年在德国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专攻桥梁工程和结构力学，1940年和1942年先后获工学博士和特许教博士学位。南京长江大桥、上海南浦与杨浦大桥等工程顾问主任。著有《战火纷飞中的留德生活》。
王淦昌
王淦昌，核物理学家，863计划发起者，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参与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被政府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著名的女核物理学家L 迈特纳（Meitner）。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淦昌领导并参加了有关宇宙线的研究。他与肖健共同领导筹建位于云南落雪山海拔3185米处的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在他们领导下，在高山实验室安装了自行设计建造的磁云雾室。实验室于1954年建成，开始观察宇宙线与物质相互作用。共搜集到700多个奇异粒子事例，研究了奇异粒子性质，使我国在宇宙线方面的研究进入当时国际先进行列。1964年，王淦昌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也使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工作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王淦昌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
1985年，王淦昌把研究方向转向氟化氪激光聚变研究，把原有的强流电子加速器改建成泵浦准分子激光的氟化氪激光器。经过不断改进，到1996年初，激光器输出能量达到了276焦耳，使中国准分子激光研究步入了国际先进行列，成为继美、英、日本、前苏联之后具有百焦耳级氟化氪激光器的国家，并使原子能院成为我国氟化氪准分子激光技术以及氟化氪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
王淦昌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核武器研究试验工作的开拓者，在从事核武器研制期间，指导并参加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他是原子弹冷试验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指导了中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并具体组织了中国第二、第三次地下核试验。主持指导的爆轰物理试验、炸药工艺、近区核爆炸探测、抗电磁干扰、抗核加固技术和激光模拟核爆炸试验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此外，王淦昌非常关心中国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事业的发展。1986年3月，王淦昌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联合向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发展对国家未来经济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技术，力求缩小中国与先进国家间科技水平的差距，在有优势的高技术领域创新，解决国民经济急需的重大科技问题。由此催生了举世瞩目的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863”计划。为中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胜利的时刻：左-乔冠华）
中国著名外交家，新闻工作者。1971年11月，率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大厅，正式参加第26届联大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标识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台湾代表被逐出）。1935年，乔冠华赴德国图宾根大学留学，一年多后，即在23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并参加革命活动，由于他的进步活动为日本反动派所不容，不久被驱逐出境。1935年乔冠华又赴德国图宾根大学留学，一年多后，即在23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乔冠华在德国留学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风云变幻，局势日趋紧张，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激烈，疯狂扩军备战，军事问题一时成为国际问题的焦点。乔在德遇到国民十九路军的朋友赵一肩，两人对国际局势看法一致，志同道合，他们“不务正业”，在欧洲利用课外的一切时间钻研军事科学，特别研读了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
除钻研《战争论》外，这位年轻的哲学博士在德国留学期间又自开新课，他广泛研讨了欧洲的战争史和军事地理等方面的书籍，并且对着欧洲和世界地图，反复思考的局势，这为他日后写出大量如同身临其境又不同凡响的国际评论文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